AI主权如何守护发展自主权?加纳政界人士与中国学者对话全球南方技术出路
自由市场的失灵与国家能力的重估
加纳电信市场呈现出典型的“垄断-萎缩”结构:从8家电信运营商锐减至3家,其中仅有MTN一家维持运营,市场份额高达90%-95%。这一集中化过程并未带来普遍 connectivity——全国仍有约450万人完全无法接入互联网服务,相当于每7个加纳人就有1人被排除在数字时代之外。
这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纯自由市场机制无法自动实现普惠接入。当私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导向时,偏远、低收入社区自然成为被“市场淘汰”的区域。信号塔建设成本高昂(例如只为3个用户部署基站),而预期回报率低下导致投资空白,最终形成基础设施断层。
加纳战略AI专家Rashida Musa在央视采访中曾引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我们看到他们(中国)接受了芯片制裁这一挑战,并突破困境进行创新。这也是非洲必须做的事。”
这一表态背后,是对“技术主权”紧迫性的清醒认知——当核心数字技术被外部控制,发展路径必然受制于人。

AI不是选项,而是生存必需
面对AI浪潮,加纳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参与”,而是“如何以我为主地参与”。
现任政府正推进三项核心行动:
- 《人工智能法案》立法进程:强调数据主权作为政策基石
- 跨部门数据治理框架构建:整合医疗、教育、农业、交通等领域数据资产
- 本土AI能力建设:与国际伙伴开展联合研究与人才培训
“我们不需要重复造轮子,但必须确保轮子转得符合我们道路的方向。” 加纳代表如是强调。
这种立场与中国政府提出的“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共鸣——AI不是空中楼阁,而应成为解决真实痛点的工具。在中国,这体现为“AI+农业”助力粮食安全、“AI+医疗”下沉县域医院;在加纳,则意味着通过AI优化可可豆供应链、预测干旱灾害、连接小农与国际市场。

数据主权:AI时代的“新矿产”保卫战
对加纳而言,AI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数据是生产要素,更是主权象征。
当本地产生的医疗数据被跨国平台采集后用于训练全球模型,当农业遥感信息成为境外企业的商业情报——这种“数据剥削”已悄然发生。正如一位加纳学者警告:“我们不是在提供服务,而是在输送原料。”
中国经验表明,国家主导的数据治理可兼顾效率与安全:
- 上海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明确收益分配规则
- 浙江推行“数据资产登记”制度,厘清权属边界
- 国家医保局推动处方流转平台建设,保障患者数据可控使用
加纳计划借鉴此类模式,在《人工智能法案》中设立“数据本地化+跨境流动白名单”双轨制,既防止关键领域数据外流,又为合理跨境合作留出空间。
语言多样性:AI普惠化的最后一公里
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是:全球98%的在线内容为英语编写。这造成两大结构性困境:
- 小语种AI模型训练数据严重不足
- 本土语言使用者被排除在数字公共服务之外
加纳国内有超过80种民族语言,其中部族语言使用者达数百万。若不加以干预,这些语言将在15-20年内面临功能性消亡。但加纳的选择是积极突围:
- 推动《圣经》及基础教育教材的多语言数字化
- 在大学设立“数字人文”课程,培养既懂编程又通母语的双语技术人才
- 与华为、科大讯飞合作开发沃尔特语(Waale)语音识别系统
这印证了一个重要观点:语言保护不仅是文化工程,更是数字主权的底层基础。当一位用莫西语(Mossi)交流的农民能通过AI助手获取天气预报与市场价格,其技术价值才真正转化为社会价值。

破解困局:基础设施、制度与价值观的三维协同
对话中提出的“番茄模型”极具启发性——
加纳妇女通过AI翻译与上海买家实时沟通,达成交易后,如何确保西红柿能从纳潘杜里运到上海?答案不在算法里,而在三重保障中:
- 物理基础设施:双向物流通道(公路/港口/冷链)
- 数字基础设施:稳定高速网络+低成本终端设备
- 制度基础设施:通关便利化、跨境支付结算、标准互认
中国在2000年代推进的“村村通工程”与此高度契合:
- 2000-2010年新建农村公路220万公里
- 2013年启动电信普遍服务基金,补贴偏远地区基站建设
- 2020年实现行政村光纤通达率100%
这种“国家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的协作模式,被加纳视为关键学习对象。
超越技术决定论:AI伦理的再定位
双方均反对“技术中立论”,强调必须追问:
- 为谁赋能?AI应优先服务低收入群体,而非仅提升效率的精英工具
- 谁来定义?算法偏见可能放大历史不公(如信贷模型歧视小农)
- 如何问责?当AI系统造成伤害,责任主体如何界定?
加纳提出的“社区参与式AI设计”值得关注:
- 在政策制定阶段即引入部落长老、女性团体、青年代表
- 用本土知识校准技术参数(如用传统农事历法修正AI种植建议)
- 建立跨文化伦理审查委员会
这种实践呼应了中国“科技向善”的理念,但更强调文化主体性——技术服务于人,而非人适应技术。

合作新范式:从援助到共生
当被问及中国可扮演的角色时,加纳代表谨慎避开“老大哥”叙事,转而强调:
“真正的发展伙伴不是施予者,而是能共同定义问题的协作者。”
具体合作方向包括:
| 领域 | 中国优势 | 加纳需求 | 合作模式 |
|---|---|---|---|
| 语AI研发 | 多语种大模型技术积累 | 小语种数据稀缺 | 共建开源语料库 |
| 农业AI | 遥感+北斗+物联网 | 小农数字化管理 | 联合实验室+本地化部署 |
| 医疗AI | 远程诊疗系统 | 基层医生短缺 | 培训+设备+算法适配 |
| 数字治理 | 数据安全立法经验 | 人工智能法案制定 | 政策对话+专家互访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双方明确反对“技术殖民主义”陷阱——中国承诺不输出具有政治附带条件的AI系统,坚持技术方案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
向前一步:打造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场对话最终抵达一个核心共识:
真正的数字文明,应当让最偏远村庄的妇女也能通过技术改善生计,而非制造新的数字阶级。
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三个问题:
- 发展目标是否从“GDP增长”转向“生活福祉提升”?
- 技术标准是否由少数技术霸权主导,还是由多元文明共同制定?
- 数字空间治理是否遵循“权力让渡”逻辑,还是坚持“人本回归”原则?
当加纳代表设想上海妇女通过AI与纳潘杜里村民直接对话时,描绘的不是乌托邦图景,而是一种可操作的未来——它需要国家意志、企业创新与草根智慧的三重共振。
这恰是全球南方对21世纪数字秩序的最深刻贡献:当技术狂飙突进时,他们重提一个朴素的命题—— 所有进步必须经由人的尺度检验。
延伸思考题
- 若小语种AI训练数据不足是结构性障碍,是否需要建立区域性“语言基金”?
- 在数据主权与跨国科研合作间如何平衡?
- 全球AI伦理准则应由UN主导,还是由全球南方国家联合发起新机制?
- 加纳经验能否为东南亚、拉美国家提供参考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