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克研究所十年:AI 时代,生命科学如何打破学科壁垒
当 AI 遇见生物学:一个顶级研究所的十年反思
今年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成立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恰好也是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大众视野,并迅速渗透进各个行业的爆发期。

作为一家位于伦敦、旨在推动生物医学前沿研究的机构,克里克研究所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反传统”的基因。它不隶属于某所大学,也不依附于单一医院,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完全开放、跨学科的科研社区。如今,站在第一个十年的节点上,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Edith Heard 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回顾了过去,也审视了当下。她不仅是管理者,更是一位深耕表观遗传学多年的科学家。她的视角少了一些行政汇报的套话,多了一线研究者对技术变革的真实触感。
从“繁琐重复”到“理解复杂性”
Edith Heard 的科研生涯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那是一个属于移液枪、培养皿和漫长等待的年代。如果你想获得一只基因敲除小鼠,或者测序一段基因,可能需要耗费数周甚至数月。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拥有昂贵设备的机构手中,实验过程繁琐、昂贵且充满重复性劳动。
那时的生命科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还原主义”方法。我们把生物体拆解成分子,把分子拆解成原子,试图通过理解每一个零件来理解整台机器。这种方法功不可没,它让我们对健康与疾病的机制有了深刻的微观理解。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你把所有零件都研究透了,依然无法预测整个系统的行为。
因为生命不是零件的简单堆砌。生物系统的特征往往源自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高度依赖这些相互作用发生的环境上下文。为什么同样的基因突变在不同人身上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疾病进程?为什么某些药物对甲有效,对乙却无效?答案藏在环境、衰老、性别、遗传背景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动态网络中。
过去几十年,生命科学逐渐从单一的还原论转向多学科融合。单细胞测序、空间生物学、先进成像、基因组编辑,再加上现在的计算方法,工具库越来越丰富。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则提供了一个处理这种复杂性的新杠杆。AI 擅长在海量、高维的数据中寻找模式,这正是理解生命系统整体行为所急需的能力。
打破墙壁:当航天涂层用于保存脑组织
既然问题变得如此复杂,单打独斗的研究模式就显得捉襟见肘。Edith Heard 认为,现代科学需要一个允许科学家跨越传统界限思考和工作的环境。
克里克研究所的建筑结构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理念。这里没有按学科划分的楼层,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临床医生和数据科学家可能在同一个咖啡厅讨论问题。这种物理空间上的混合,催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合作。
文章中提到了两个有趣的例子。一个是关于神经连接图像的拍摄。为了保存脆弱的脑组织样本,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涂层。这项技术最初并非为生物学开发,而是为了保护航天器免受太空辐射。另一个例子是一种被制药公司弃用的降胆固醇药物,后来被重新发现可用于治疗一种危险的寄生虫感染。
如果没有跨学科的交流,这些“废物利用”或“跨界打击”很难发生。在传统的大学系所结构中,天体物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可能几年都不会说上一句话。而在克里克,共享的基础设施和专业团队让技术得以在新的语境下部署。
Edith Heard 指出:“我看到了一个围绕人和科学问题,而非机构分裂而组织的环境的巨大价值。”这种模式不仅加速了基础发现向临床应用的转化,也让产业界更容易介入,形成良性循环。
AI 是工具,不是答案
尽管 AI 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 Edith Heard 保持着一份清醒的警惕。她强调,先进技术的使用不应取代科学家的核心训练。
目前,AI 在生物学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模式识别上。它可以预测蛋白质结构,可以分析病理切片,可以从基因组数据中筛选潜在的风险位点。但 AI 识别出的模式,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它可能会发现两个变量高度相关,但无法解释背后的生物学机制。
因此,AI 的输出必须经过人类的仔细审视和实验验证。如果年轻科学家过度依赖算法给出的“黑盒”答案,而缺乏动手实验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科学发现的根基就会动摇。
“科研人员必须培养好奇心、批判性思维、求知欲和对真理的追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在算法推荐一切的时代,显得尤为迫切。初入职场的研究人员需要机会去接触新旧技术,去观察实验中的异常现象,去提出那些算法尚未被训练去回答的问题。
克里克研究所的人才培养策略也反映了这一点。他们从全球招募处于职业生涯关键阶段的科学家,支持他们开展高风险、高挑战的研究。这些人中,有的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有的创办了生物技术公司,他们将这种跨学科、重验证的科研文化带到了更广泛的地方。
保护那些“无用”的基础研究
在效率至上的今天,基础研究常常面临质疑:它的价值在哪里?什么时候能落地?
Edith Heard 用 CRISPR-Cas9 的例子做出了回应。这项彻底改变基因编辑领域的技术,最初源自对细菌如何防御病毒的基础性研究。当时的研究者并没有想着要开发一种基因疗法,他们只是好奇细菌是如何存活下来的。然而,正是这种看似“无用”的好奇心,最终催生了一项变革性技术,为无数遗传病患者打开了希望之门。
AI 同样如此。今天的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 AI,其底层突破也源于多年前对神经网络基础理论的探索,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它在今天的广泛应用。
因此,保护基础研究,就是保护未来的可能性。克里克研究所的一个核心使命,就是为科学家提供这样一个“安全网”,让他们可以探索那些短期内看不到应用前景,但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认知的问题。
下一个十年:人与技术的共生
展望未来,生命科学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AI 处理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我们对生命复杂性的敬畏也在加深。
Edith Heard 认为,未来的科学发现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 AI,而不是被 AI 所主导。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科研范式:既利用机器的计算能力来处理复杂性,又保留人类的直觉、创造力和伦理判断。
这意味着研究环境需要更加开放,学科壁垒需要进一步降低。同时也意味着教育体系需要改革,培养出既懂生物学又懂数据科学,且具备深厚实验功底的新型科学家。
克里克研究所的下一个十年,将继续在这条路上探索。它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机构,更是一个实验场,测试着在 AI 时代,人类智慧如何与机器智能协作,去解开生命最深层的谜题。
对于整个科学界而言,这或许也是一个启示:技术再强大,也只是延伸了我们感知的触角。真正推动科学前进的,依然是那颗对未知充满好奇、对真理保持敬畏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