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名警告：AI正以失控速度冲击数学研究
一份紧急声明和一个突然出现的证明
9月11日凌晨，25位菲尔兹奖得主——从1978年的皮埃尔·德利涅到2026年新晋得主邓煜——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AI 在数学中的严重失准》的声明。名单里包括舒尔茨、维亚佐夫斯卡、许埈珥、梅纳德等当今数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名字。牵头人陶哲轩在个人博客中解释，他们原本打算像今年6月的《莱顿宣言》那样走更充分的征询流程，但“事态紧迫”，必须立刻发声。
这份紧迫感并非空穴来风。就在声明发布的前一天，9月10日，arXiv上出现了一篇编号为2609.11189的预印本，标题是《经方向全变差的向量平衡》。这篇18页、无图的论文，声称解决了一个四十年来悬而未决的著名难题：Komlós猜想。
更引人注目的是，论文摘要的最后一句写道：“本证明由 Odin Automatic AI Research Agent 发现。”
Komlós猜想：一个简洁却顽固的问题
Komlós猜想由匈牙利数学家János Komlós提出，是组合数学和差异理论（discrepancy theory）的核心问题之一。它的表述出奇地简单：给你任意多个欧氏长度不超过1的向量，无论它们有多少个、处在多少维空间里，总能给每一个配上一个+1或-1的符号，使得加起来之后，结果向量在每一个坐标上的绝对值，都被一个与向量个数、空间维数都无关的固定常数所限制。
听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这个“固定常数”就像数学界的圣杯，四十年来无人能摘得。1998年，Banaszczyk用高斯测度的方法取得了重大进展，得到了O(√log n)的界，这个记录保持了整整28年。直到今年，Nikhil Bansal与蒋昊天在STOC 2026会议上将其推进到Õ((log n)^{1/4})，《量子杂志》称其为“巨大突破”，并认为这或许能重新点燃对那个终极常数的追逐。
三周后，这篇新论文直接给出了答案：3√(2π)，约等于7.52。
三位“局外人”和神秘的Odin
这篇论文的作者组合让圈内人感到意外：Shengtao Guo、Ethan X. Fang和Junwei Lu。其中只有Junwei Lu标注了单位——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系。另外两人没有机构信息。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差异理论研究团队。这个领域的常客通常是理论计算机科学或凸几何背景的专家，如Bansal、Rothvoss等人。
但这三人并非首次出手。早在8月16日，他们就以同样的署名方式，在arXiv上发布了另一篇论文（2608.15515），宣称完整证明了布尔超立方体上的Talagrand卷积猜想。这是阿贝尔奖得主米歇尔·塔拉格朗在1989年提出并悬赏1000美元的问题。高斯情形此前已被解决，但布尔情形一直是个硬骨头。他们的工作似乎填补了最后的空白，并且已经得到了同行的认可——9月10日，Alexander Shaposhnikov在自己的新论文引言中明确引用了他们的成果，并注明那是一份“由AI生成的证明”。
至于Odin是什么，论文只字未提。它不属于DeepMind、Harmonic、OpenAI等任何已知的AI研究项目。追踪AI数学成果的社区站点VibeMathed在收录他们的Talagrand论文时，只能在模型厂商一栏留空，因为找不到任何关于“Odin Automatic AI Research Agent”的公开记录。论文对AI角色的全部描述只有两句话：“Odin被用来发现证明，最终的证明由作者重新整理成文。”
新证明的关键：换掉Banaszczyk的“钥匙”
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在于方法论上的革新。Komlós猜想的传统处理框架源于Banaszczyk 1998年的工作，其核心是一个高斯测度判据：只要目标凸体（在这里是立方体）的高斯测度足够大，就能保证存在所需的符号赋值。但这个方法有个致命弱点——对于固定边长的立方体，其高斯测度会随着空间维数的增加而指数级衰减至零。这就导致直接套用该框架无法得到一个与维数无关的常数界。
新论文的作者们换掉了这把“钥匙”。他们引入了一个名为“方向全变差”（Directional Total Variation）的新不变量。简单来说，这个量衡量的是一个概率密度函数在沿某个方向进行微小平移时，其质量分布与原位置发生“错位”的程度。关键的洞察在于，对于边长固定的立方体，可以构造出一个概率密度，使其方向全变差不随维数增加而退化。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证明在Banaszczyk框架的每一步迭代几何变换中，这个新的不变量能够被完好地保留下来。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绕开了高斯测度的维数诅咒，最终导出了那个具体的常数3√(2π)。
论文也坦诚地划定了边界：整个论证是纯粹的存在性证明，并未给出一个能在多项式时间内找到这些符号的算法。同时，作者也不声称3√(2π)是最优常数。作为参照，目前已知的最佳下界来自Kunisky在2023年的构造，约为2.41，两者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
落在裂缝上的成果
当然，现在就宣布Komlós猜想已被彻底解决还为时过早。严格的同行评审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这项成果的出现时机和方式，恰恰精准地落在了菲尔兹奖得主们所警示的那个“结构性裂缝”上。
传统数学研究的生态建立在一个隐含的节奏之上：人类数学家提出想法、撰写清晰的论文、提炼出可传承的新工具和新直觉，然后由同行花时间去验证、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保证了知识的深度和连贯性。
如今，情况正在剧变。一个外界完全不了解的AI系统（Odin），配合三位非该领域主流的研究者，在短短一个月内接连抛出针对两个顶级猜想的证明。这种由算法驱动的、批量输出符号与结论的效率，正在迅速击穿学界原有的缓冲带。
VibeMathed网站目前追踪着706个有AI参与的数学问题条目。仅在过去一周，就有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受迫情形）、Smale中值猜想反例、素数间隔上界等一系列重磅宣称涌入。数学界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验证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宣称的速度。
这正是陶哲轩等人发出紧急呼吁的根本原因。他们担心的不是AI能否做出正确证明，而是如果未来的数学研究变成一场疲于奔命、只为核验AI输出真伪的防御战，那么人类数学家赖以维系的共同体生态——那种基于深度理解、思想交流和代际传承的生态——将会受到不可逆的冲击。
3√(2π)这个数字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拭目以待。但在它之后，一个更宏大、更棘手的未解题已经悬在所有数学家的头顶：人类该如何与这股狂暴的算力共存，才能既不被淹没，又能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