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全球AI治理：为何中国主张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国际公共品”？
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202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再次重申了其核心立场：致力于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表态并非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基于对当前全球AI发展深层矛盾的深刻洞察。当少数科技巨头主导的技术路线导致算力垄断、数字鸿沟扩大以及生态环境负担加重时，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作为国际公共品”理念，实际上是在提供一种全新的全球智能发展范式。这种范式强调普惠、包容与多元协同，旨在通过重塑技术发展的社会属性，回应全人类对于共同繁荣与安全秩序的迫切诉求。
打破技术决定论：从“监控自动化”到“人机协同”的回归
当前全球AI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误区是陷入了狭隘的技术决定论。在这种逻辑下，技术被视为中立的、自动演进的线性力量，而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选择与权力结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等学者指出，当前由美国科技巨头主导的AI发展，往往侧重于监控技术和自动化替代，这种路径不仅未能最大化人类福祉，反而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此外，Scaling Law（扩展规律）在近期受到挑战，实证研究表明，单纯依靠增加算力和数据投入并不能无限提升模型性能，技术发展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
中国战略的创新性在于，它试图通过政策引导和社会机制，打破这种单一的技术演进路径。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行动，核心在于将AI技术嵌入到千行百业的具体场景中，而非仅仅追求通用大模型的参数竞赛。这种路径强调“人机协同”（Human-AI Interaction），即让深度参与AI系统开发、运营和使用过程的人类主体拥有更多自主权，从而突破算法的“可争议性”局限。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利用开源数据集和深度神经网络技术，开发出针对特定农业场景的智能产品。这类案例证明，AI发展不一定导致资源向少数巨头集中，通过开源开放、跨领域协作等机制，完全有可能赋能中小微企业和传统行业。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牵引的发展模式，有效缓解了技术垄断带来的社会风险，体现了技术应当服务于多样化人类需求的核心理念。
超越“西方化”现代化：因地制宜与新质生产力的重构
长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一种思想桎梏，即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且必须模仿硅谷的技术路线。然而，这种单一模式的模仿不仅忽视了各国的资源禀赋差异，还导致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中国提出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理念，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新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要忽视传统产业，而是要防止一哄而上的泡沫化倾向。政策强调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分类指导，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这一思路将创新从狭隘的“颠覆式技术发明”拓展为更广泛的生产体系改进。
在政策执行层面，中国采取了“应用场景引领”的策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将场景定义为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通过构建“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的全链条路径，中国鼓励供给侧与需求侧反复互动，为各类企业参与新技术创造和改进提供了机遇。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它允许传统行业在自身熟悉的领域内探索AI的适用性，而不是被动接受外部强加的复杂技术体系。例如，上海发布的《进一步推动“AI+制造”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加强工业AI供给能力，推动了制造业的内生动力升级。这种基于本土应用场景的创新，不仅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智能化道路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重构国家创新体系：从“线性模型”到“深度融合”
要真正实现人工智能作为国际公共品的价值，必须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长期以来，受赶超战略影响，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存在明显的线性思维特征，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分离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难以获取足够的创新资源，形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陷阱。
中国“十五五规划”及相关政策的核心突破，在于试图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这并非否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而是强调要在科技、产业、教育、金融等不同部门之间建立协同机制。政策明确提出，要落实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这种重构意味着创新资源将更多地向企业集聚，特别是那些处于产业链关键节点的企业。通过制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系统性措施，中国旨在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培养兼具技术能力与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例如，《上海市进一步推动“AI+制造”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提出的突破知识图谱融合、加强复合型人才培育等举措，正是为了打破不同系统之间的阻隔，提升整个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
此外，中国还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传统行业提供创新的土壤。这要求政策制定者改变以往仅支持ICT行业的惯性思维，转而支持所有行业内的生产体系内生创新。这种包容性的创新生态，有助于避免技术创新的排他性，使先进技术更广泛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
全球视野下的责任与共享
中国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国际公共品”，不仅是国内发展战略的需要，更是基于全球责任的国际承诺。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在算力、数据和人才上的劣势，中国倡导通过开源共享、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弥合全球智能鸿沟。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倡议的“协同推进产业升级、鼓励开源共享”，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与某些国家依托关税壁垒和私有化算力联盟强化技术排他不同，中国主张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如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来促进国际间的智能技术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包括硬件基础设施的共建，更包括治理规则、伦理标准和人才培养的协同。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希望将人工智能转化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动力源，而非加剧地缘政治分裂的工具。
当然，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调整公共资源配置以扩大内部需求，如何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多样化的创新策略，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社会伦理，都是需要持续改革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提出的这一套以“国际公共品”为核心的AI发展战略，已经在理念层面打破了常规的思维定势。它提供了一种将技术进步与社会公平、经济效率与国际正义相结合的可能性，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均衡、可持续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方案。在未来，随着这一战略的深入推进，我们有理由期待看到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智能世界。
